原创 一文读懂！当前中东局势与未来走向

与此相反，在西方强权的不断干预下，一个个“黑天鹅”事件频频降临中东地区，一批批“战乱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集中出现，中东地区成为多种力量激烈对垒的博弈场，该地区整体性危机加剧。这些“战乱国家”不仅国内发展遭受毁灭性打击，而且成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输出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和秩序的重塑。

地缘政治博弈“阵营化”，热点问题增多

△ 第一，地缘政治博弈“阵营化”，“美退俄进”加速，中东呈现“准两极”格局。伴随着中东剧变的持续纵深发展，该地区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动，以“教派”分野为特征的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明显，形成了两大集团对抗并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态势，即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联盟和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逊尼派联盟之间的对峙。两大阵营对垒分明，地缘政治博弈“阵营化”。“阵营化”的背后是域外大国美国、俄罗斯的深度介入、推波助澜。

美国是影响中东局势的最大变量。“美退俄进”构成了当前中东格局的重大变化，并引发了连锁效应。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际，堪称其主导和干预中东事务的顶峰时期。此后，美国深陷两大战争泥潭，在经受巨大损耗之后，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和意愿逐渐下降，于是采取战略收缩并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特朗普执政后，以“美国优先”为核心，不愿为介入中东乱局而“过多负担”，因而采取“总体收缩、谨慎介入”策略，加快了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的步伐。

与此相反，俄罗斯以叙利亚战争为“契机”，高调重返中东。一方面，在叙利亚危局中，俄罗斯展现了战略决断能力，逐渐掌控叙利亚问题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俄罗斯又尝试将自己塑造成“强大的调解人”，致力于维护中东的稳定。俄罗斯以其在叙利亚的成功为着力点，逐步将影响力扩展到整个中东地区，甚至在多个热点问题上扮演斡旋者、调解人角色。虽然俄罗斯难以动摇或取代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但是，“美退俄进”的态势更为明显。

△ 第二，热点问题增多，海湾危机升温，中东局势进入“海湾时刻”。中东剧变以来，热点问题有增无减，并呈现“多发”和“突发”态势。原有的巴以争端、伊核问题、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仍在持续，新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

牵动各方的叙利亚问题出现了新转机。一方面，持续较长时间的“三足鼎立”局面被打破，叙利亚政府乘胜收复疆土。另一方面，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得到推进。2020年3月1日，土耳其宣布对叙政府军发起“春天之盾”军事行动，叙政府军和土军首次爆发正面直接冲突，叙北局势告急。3月5日，俄、土首脑谈判后达成停火协议，对峙局势有所降温。显然，在这轮博弈中，叙利亚政府占有明显优势。

巴以问题出现重大逆转，重回冲突状态。中东剧变以来，随着新热点问题的频频出现，作为中东地区根源性问题的巴以问题受到忽视，并逐渐被边缘化，其解决呈现“不进反退”的态势。其中，美国的一系列举动和颠覆性立场彻底损害了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国际合作机制。巴以关系发生根本逆转，和平进程陷于停滞。旧怨未解，新仇频添。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军警之间爆发多次严重流血冲突，巴以陷入暴力循环的怪圈。可以说，美国是巴以矛盾再度激化的始作俑者。

伊核问题再度成为中东地区矛盾斗争的焦点。美国自2018年5月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对伊朗启动“最严厉制裁”，进行“极限施压”，并打造升级版的“反伊朗联盟”。实际上，围绕伊核问题的博弈早已超出“核问题”范畴，逐渐演变为伊朗问题，从而加剧了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催生了新一轮的海湾危机，即以美国与伊朗对抗为主的多层博弈局面。美伊矛盾的焦点迅速从伊核问题扩展为伊朗弹道导弹和伊朗地区影响力问题。美、以、沙的根本目的就是全面遏制伊朗崛起。

伴随着美国的步步施压和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发生，美伊关系剑拔弩张，特别是2020年1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下令空袭巴格达国际机场车队，公开袭杀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少将。此举激起伊朗全民怒火，伊朗全民同仇敌忾，誓言对美进行“严厉报复”。伊朗官方迅速宣布将美军和五角大楼列为恐怖组织。美伊对峙处于战争悬崖状态。此后，美方以无人员伤亡为由未实施军事打击报复行动。但是，美国继续增兵海湾地区，美伊双方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并不能排除。美伊对峙导致紧张局势频出，海湾危机接近沸点，中东局势实际上进入了“海湾时刻”。

利比亚局势持续恶化，滑向代理人战争。利比亚问题处在胶着状态，民族团结政府与国民代表大会两大势力割据对峙、激战不断。2019年4月以来，“国民军”向民族团结政府控制下的的黎波里发起多轮进攻，民族团结政府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外部势力加快插手和介入利比亚的步伐。目前，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得到联合国承认，获得土耳其、卡塔尔和意大利等国的支持；哈夫塔尔“国民军”则获得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俄罗斯、法国等国的支持。利比亚“国民军”与民族团结政府的军事对峙仍在持续，围绕利比亚的地缘政治争夺已演变为“代理人战争”，利比亚尚未出现真正的和平转机。

也门问题中的对峙双方（也门哈迪政府与胡塞武装）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开始寻求政治解决途径。2019年11月5日，沙特阿拉伯促成了哈迪政府和南方过渡委员会达成和解，签署《利雅得协议》。目前，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联军边打边谈，处在低烈度冲突中，也门和平进程举步维艰，但仍展现了一线和平的希望。

△第三，中东剧变“余震”不断，一些国家政局变动频繁，政治稳定面临挑战。在民众抗议运动下，中东国家政局变动加快，一些国家如阿尔及利亚、苏丹发生政权更迭，另一些国家如黎巴嫩、伊拉克、科威特出现内阁更换。即使是作为民主样板的以色列，也频频上演选举后“政府难产”的窘境，其政治发展面临挑战。这从整体上揭示了，中东政治发展仍处在“大变局”的“长波”中，余震不断。

在苏丹，2018年12月，政府试图通过大幅贬值货币来避免经济崩溃，这导致物价飞涨和民众抗议。政府试图通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逮捕反对派、关闭社交媒体、武力驱散示威者等，控制局势。2019年4月11日，国防部长伊本·奥夫宣布推翻巴希尔政权，成立过渡军事委员会并担任主席，执掌国家事务。由于民众继续抗议，反对建立军政府，奥夫在任仅一天就宣布辞职。2019年8月20日，组建由军方代表和平民代表共11名成员组成的联合主权委员会，由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担任联合主权委员会主席，次日，哈姆杜克正式宣誓就任苏丹过渡政府总理。2019年9月5日，苏丹宣布组建过渡政府内阁。

在阿尔及利亚，2018年12月，邻近首都的奥义德爆发民众抗议，反对总统布特弗利卡谋求第五任期。2019年4月2日，布特弗利卡被迫辞职。参议院议长阿卜杜勒·卡迪尔·本·萨利赫依据宪法担任过渡期的临时总统。然而，民众有组织的抗议运动并未停止，其诉求提高到改变政治体制，不承认举行大选的正当性。最终，前政府高官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以58.15%的得票率当选总统。由于许多民众要求彻底改变前政权，对大选持抵制态度，所以投票率仅为39.88%。阿尔及利亚的未来发展仍充满不确定性。

在伊拉克，自2019年10月以来，民众抗议此起彼伏，其中以什叶派地区大规模民众示威运动最为突出，其政府既无法满足示威群众的要求，也难以平息抗议示威运动。2019年11月29日，阿卜杜勒-迈赫迪总理宣布辞职，向国民议会递交辞呈并获得批准，政府处于看守状态。伊拉克当前的政治危机反映了美国在伊拉克移植西方民主、建立族群—教派分权政治体制的严重后果——教派矛盾激增，腐败问题严重，治理乏力，民众不满情绪激增。

在科威特，经济形势日趋严峻，2019年11月14日，科威特内阁为避免议会的不信任质询而决定集体辞职，首相谢赫·贾比尔·穆巴拉克·哈马德·萨巴赫递交辞呈，埃米尔最终批准了内阁的辞职。2020年1月21日，以哈桑·迪亚卜为总理的新一届内阁组建完成。但是，摆在科威特新政府面前的挑战并未有丝毫缓解的迹象。

在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寻求连任遭遇问题，以色列政治发展面临困境。2019年4月，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赢得议会选举，但组阁失败，议会随后解散。2019年9月17日重新选举后，总统鲁文·里夫林先后授权内塔尼亚胡和蓝白党领导人、国防军前总参谋长本尼·甘茨组阁，均以失败告终。两次议会选举仍未能完成组阁，直接导致“政府难产”，这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凸显了以色列政治发展问题。2020年3月2日，以色列举行第三次议会选举，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能否成功仍存在变数。

△ 第四，中东国家民生问题尖锐，民众抗议运动普遍化、常态化。民生问题再次成为引发政局变动和社会动荡的“灰犀牛”。中东剧变已接近十年，中东社会发展整体形势堪忧：政治和社会暴力更加严重，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社会不平等加剧，腐败猖獗，性别平等问题突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牛津大学贫困与人口发展倡议（OPHI）2018年发布的报告显示，阿拉伯国家近1/5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另有1/3的人处于贫困或脆弱状态。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民众对于政府治理无力、变革缓慢以及腐败等问题普遍不满，经过中东剧变洗礼后，青年民众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斗争意愿，越来越诉诸街头抗议等方式。有的学者认为，新一代正在崛起，他们习惯于表达自己的不满。另一方面，在伊朗、黎巴嫩、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等国民众示威活动中，常有西方鼓动“颜色革命”进行干预的影子。

△ 第五，非传统安全构成严峻挑战。一是恐怖主义威胁依然突出，地区安全形势严峻。2019年，反恐行动取得的重大进展是“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被围困后自杀。巴格达迪之死标志着曾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攻城略地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遭受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加速了其走向衰落的进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恐怖组织的减少和恐怖行动的减弱。

二是环境和生物安全问题逐渐凸显。一方面，气候和干旱长期困扰中东国家，造成严重的旱灾和粮食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瘟疫和疾病问题成为新的威胁。此前的中东综合呼吸症疾病以及2020年2月在中东多国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等造成了重大损失。这种“非常态危机”对非传统安全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未来，中东去向何处？

中东去向何处，是观察中东地区局势变化的核心所在。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中东地区仍处在2010年以来“中东剧变”的长波之中，即中东地区和国家正处于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中，这一转型过程很难在短期内结束。

◇ 第一，中东地区关系进入全面调整期，大国干预和地缘政治竞争对中东局势产生深远影响。围绕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等博弈正在加剧，美国和伊朗极限边缘战略风险巨大，存在破局的可能性，这势必会加剧海湾危机，引发严重的地区冲突。

◇ 第二，热点问题难以降温，新热点不断涌现。其中，东地中海争夺成为新热点。土耳其与利比亚签署新安全协议、维护地中海开采权的谅解备忘录，并向利比亚派军，这引发希腊、塞浦路斯、埃及、以色列等东地中海国家的强烈不满，新的争端已经形成。

◇ 第三，中东国家转型复杂化，政治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尖锐。当前，许多中东国家发生政局变动或政权更迭，展现了转型时期的政治变迁进程。这一进程是政治矛盾和政治问题集中爆发并尝试解决的过程，因此，具有长期性、曲折性和反复性。伴随着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等的上升，外部干涉、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危及绝大多数中东国家政治安全的主要问题。如何防范政治安全问题，成为各国从国家战略层面加以应对的首要任务。

◇ 第四，战乱国家重建长期化。中东是当今世界上战乱国家最集中的区域，但是，由于内外多种力量和多重因素的掣肘，无论是阿富汗还是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其政治重建进程都复杂、曲折而漫长，这是中东政治发展中的“独特现象”。伴随着中东的政治动荡，战乱国家很可能演变为中东地区新的动荡和纷争策源地，从而加大中东政治问题的解决难度。

在两大集团博弈渐成僵局、地区安全风险与日俱增的背景下，中东地区国家间求和之风渐起，尝试探索推进地区稳定、发展和安全。例如，新一轮也门问题和谈出现转机，沙特阿拉伯政府与胡塞武装尝试达成全面停火协议。为了尽快摆脱战争泥潭，未来沙特阿拉伯很可能从也门撤出军事力量。另外，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两大集团之间的紧张对峙局势也存在缓和的可能性。倡导温和、理性的声音也受到关注。此外，围绕中东问题先后举办的慕尼黑安全论坛和北京中东安全论坛，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东安全论坛上，中国提出的中东安全方案得到普遍认可，这将为动荡不宁的中东地区增加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因素。

上文略有删减

来源 | 《人民论坛》3月中

新媒体编辑 | 常嫦

原文责编 | 刁娜

原文美编 | 陈媛媛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