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恒尘

广东省水利厅原厅长黄柏青，逢年过节收贿赂、礼金近2亿元。黄柏青的妻子、儿子与他一道，构筑起一个腐败网络，形成了丈夫权力运作、妻子大肆索贿，儿子在境外收钱，共同编制“圈子”捞钱捞官。

纵观近年来纪检监察部门查处的贪腐案例，一家齐上阵，编制“小圈子”的结果误人、误己的惨痛教训不少。

案发后，黄柏青就悔称自己“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对党的事业不忠诚；被查处后难以尽孝；害了妻子、儿子，实为不仁；小弟们跟他，都跟到“双规点”来，实为不义。

“裙带的羁绊”教训惨痛。

这些人，想着混江湖，就得有“圈子”，编制各种关系网络，既为了升官、也为了发财，还想着封妻荫子。

老婆、孩子、亲戚、朋友、部下、同学、同乡齐上台。

正所谓卖官鬻爵夫妻店、权钱交易父子兵、官商勾结兄弟连、吃里扒外亲友团。

靠血缘和家族关系结成联盟，是“家天下”的缩版，在他们眼里只有联手豪取权力和利益，奉行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利益集团是典型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用血缘和亲情以及同乡、同学结成的“朋党”，不断在现代政治中复活，因势力强大、盘根错节，其成员都掌握不小的权力和资源，勾连起来形成的巨大能量，会对政治、经济等产生较大影响，乃至影响政局。

他们以各种名义“聚会”，既部署任务、交流信息、相互帮衬，又联络感情、密切关系，能够“入会”即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时间一长，因为他们的人遍布政治、经济、金融等领域，你帮过我，我帮过他等关系，共同“效忠”同一“门主”等因素，所以，这样结成的“联盟”就会更加“牢固”，对抗法律政策更加肆无忌惮，手段更加多样，撬动国家利益付出的代价更小。因此，危害更加巨大。

今年，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就批评“小圈子”、拉帮结派的现象。他说，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于以地缘、学缘、业缘划线，嘴上讲团结、论公道，背地里拉山头、搞派系、编织“小圈子”，把正常的同事关系演变为江湖的“兄弟”关系，把上下级关系变成“老板”与“马仔”的人身依附关系：有的甚至交“佛友”，织“佛圈”。

在“圈子”中讲私情不讲原则，吃喝玩乐、逢迎拍马、抱团取暖，带坏了队伍，败坏了风气，也毁坏了干部。一些系统性腐败、塌方式腐败案件，都明显带有“圈子文化”的烙印。

纪检监察部门近年来查案还总结了一个“小舅子现象”。

什么是“小舅子现象”？

一些领导干部贪了钱，不敢存在自己、妻子、孩子名下，便想存在他人名下。又因为，不想拉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下水，便都选择把钱存在小舅子的名下，出了事也没害了自己的至亲。

于是，纪检干部查贪腐干部，就要查查他的小舅子，据说，很多都是一查就准。讽刺的是，同样因为不是至亲骨肉，小舅子被查后也不会死保姐夫，进去就招了。

悲哀。原想封妻荫子，光耀家族，到头来，都是呼啦啦大厦倾。

下面我们就举几个悲剧的例子：

一、周永康案  石油系统利益集团大厦倾

周永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书记。

2015年6月11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14年7月29日，新华社刊出消息称，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在任期间，周永康利用职务便利为周滨、周锋、周元青、何燕、曹永正等多位亲属谋取非法利益，使上述人员非法获利21.36多亿元，造成经济损失13.86多亿元；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受贿折合1.298亿元人民币。

呼啦啦大厦倾。

二、令计划案  “西山会”瞬间坍塌

令计划，山西平陆人，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2014年12月22日，据新华网消息，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经查，令计划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

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

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

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其妻收受他人钱物，为其妻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与多名女性通奸，进行权色交易；

对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力敛财牟利负有重要责任。

调查中还发现令计划其他涉嫌犯罪线索。令计划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极大损害党的形象，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决定给予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令计划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三、李启红案   从明星市长到阶下囚

李启红，中山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李启红参加工作42年，从一个编草帽的女工一步步走到市长的位置，曾被评为“中国十大品牌市长”。

2007年6月至8月，李启红利用其职务便利，获取公用科技股票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串通家人一起进行内幕交易，非法获取巨额利润人民币1900多万元。此外，李还多次收受贿赂共计港币40万元、人民币10万元；多次利用出国、出境以及中秋、春节等机会，大肆收受下属单位、企业和个人所送礼金共计人民币72万元、港币129.8万元、美元4.142万元。

2011年，李启红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其丈夫、弟弟、弟媳等家族成员，也作为同案人各领其刑。

四、危金峰案  编制官商网络由管钱的变成抢钱的

危金峰，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2012年6月，危金峰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

在任期间，危金峰利用财政资金审批权寻租谋私、索贿受贿；

大肆收受“红包”礼金；

伙同不法商人肆意侵吞国家和省政府扶持引导企业和产业发展的财政资金，按一定比例收取“好处费”；

替人为项目打招呼、做人情，搞权钱交易，并任由其妻将收受的赃款用于购买房产。

危金峰把国库的钱看作自家的钱，伙同不法商人对财政资金进行肆意瓜分，并且按照拨付的款项收取20%至50%不等的“好处费”。

他帮助某建材公司获得财政扶持资金共900多万元，居然向该公司老板索要“好处费”300多万元，索贿受贿胆气之壮令人咋舌。2008年，危金峰帮助某工业电器公司获得扶持资金100万元，事后，危以去新疆为由向该公司索要了50万元。

危金峰还伙同有关市、县财政系统和受惠企业上下勾结，以虚假材料骗取国家财政专项资金，“打造”了一条以财政资金审批权为核心的腐败链条——有关市、县财政局人员帮助企业向省财政厅提交申报材料，经由掌握审批权的危金峰帮助并顺利获得财政资金。市县财政局人员从企业收受“好处费”，再从中拿出部分送给危金峰。

正是通过这种“上下勾结”共同作案，某电子厂等三家企业通过某市财政局副局长陈某申报项目，共获取省级财政资金510万元，这三家企业送给陈某好处费93万元，陈某则从中拿出数十万元以现金或高档礼物形式送给危金峰。

危金峰腐败案中，家族式腐败是一个显著特点。

目前，已经悉数被查。

五、梁国英案  伙同妻女共同敛财过亿元

梁国英，东莞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14年5月8日，广东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梁国英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2014年8月8日，日前，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梁国英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据悉，2000年以来，梁国英伙同其妻女收受涉嫌违纪违法钱款共计2294万元人民币、7129万元港币、4万元美元、1万元英镑、1万元欧元。

2009年其妻女已分别取得澳门和香港居民身份，梁一直未向组织申报。

不少“裸官”都怀有“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贪污我一人，幸福几代人”的幻想。熟知今时不同往日，你有护照，我有手铐。

六、韦丽坤案   借“壳”敛财 为“自家企业”谋利

韦丽坤，阳江市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2014年9月19日，接受组织调查。

经查，韦丽坤在任阳东县委书记、阳江市副市长、阳江市政协主席期间，与同学、亲朋好友共同合谋，采取虚构、夸大和隐瞒事实等方式，骗取国家45459平方米优惠工业用地的使用权，归其全资控制的公司所有，非法获得国家应收而未收的土地优惠出让金，贪污金额431.86万元；利用职务便利，违规审批科技三项经费，为自己企业谋取利益；收受公职人员、社会人员贿赂共计595万元、135万港元；收受红包礼金696万元人民币、135万港元。2015年1月8日，韦丽坤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习近平论“圈子”

党内不能搞圈子文化

“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摘自《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

搞“山头主义”必出事

“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

——摘自《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